镜

《日下旧闻考》

依然忙，多年前的笔记，塞一下。

真的是多年前了，不过帝都毕竟保护建筑多，这些年变化也并不大。当年作为导游手册的其实有很多本明清笔记，把《日下旧闻考》扔上面，只是我形式主义的强迫症……

对陶然亭一直有点执念，大概首先是这名字，还有郁达夫散文里陶然亭的芦花，然后是“浩浩愁，茫茫劫”的碑记，以及太多在这亭子里溜达过的熟人。尽管知道香冢早已无存，昔日地处城南荒郊的陶然亭也早被圈入了都城繁华，但还是想去看看，这从清初到民末觞咏数百年的亭子，究竟是什么模样。

地铁四号线陶然亭站下车，沿陶然亭路东行，拐进龙爪槐胡同向南。

城南的每块旧砖大概都有昔日文人墨客踏过。琉璃厂一条街，散布胡同里的各家会馆，诗酒无数的陶然亭和龙泉、龙树二寺，孙北海、吴梅村、朱竹垞、王渔洋诸多熟人都在附近租过房子……京师居不易，自古如此。

龙爪槐胡同二号即昔日龙泉寺之旧址，当年章太炎作“时危挺剑入长安，流血先争五步看。谁道江南徐骑省，不容卧榻有人鼾”一诗，掷笔北上，入京骂袁，随即开始了一段颇漫长的软禁生涯，其地点即在龙泉寺。1926年，报人林白水为军阀张宗昌所杀，停灵于此。1937年赵登禹将军殉国，龙泉寺僧偷偷将遗体收殓，灵柩藏于寺内八年，直到1946年公祭后起灵下葬。也算是近代史上的风云之地了……不过现在是单位用房，门禁森严，只能隔墙看一眼。

拍的照片不小心删掉了，这张是网上偷来的，角度差不多。

隔壁龙泉胡同里的陶然亭小学也在龙泉寺旧址之上，想必同样不能随便出入，也懒得转过去了。继续朝前走，见花卉市场左转，即陶然亭公园西门。那天风有点大，而天气极为晴好，在所见的帝都天气里实在是好到令人发指的那种。四面垂柳翻卷如浪，潭水碧绿如油——也不知道就是深浓如此，还是柳枝荷叶苇草交相浸染出来的颜色。   

阳光下绿意不是湿人衣，简直有点逼人

清代笔记中的陶然亭，更多是苍茫荒僻，清幽出尘的面目。苍茫野水，满目芦花，四周多有坟茔，远眺隐见西山云气。震钧《天咫偶闻》：“先农坛之西，野水弥漫，荻花萧瑟。四时一致，如在江湖，过之者辄生遐思。”李莼客《陶然亭》：“坐亭之西窗，下临苇田，万顷一碧。南风大作，烟雾翻卷，有江湖波涛之观。对面西山，隐隐云际……”如今是跳脚也望不到西山了。坟茔大多被毁或迁走，芦花还没到时候，即便到了怕也不是当年盛景。

截一隅出来还有点萧瑟味道。

但更多的还是这样的风景，其实也很美丽。

云绘楼和清音阁，从中南海迁建而来。

 
登上云绘楼石台远望，有点秋水长天的感觉。隐见楼盘，不见西山。

过了云绘楼下石桥，拾阶上坡便是慈悲庵和陶然亭。在坡下就能看到庵门口一棵高大的古槐。两张图看起来很像，左图左四是太祖。但原先的古槐在陶然亭公园重修时已然枯死，现在这棵是移植过来的。

慈悲庵建于元代，旧名观音庵，康熙二年重修。1921年李大钊曾在庵中租赁两间南房，以守墓为名，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的小根据地。如今正好正在搞“红色记忆”主题展，慈悲庵的几间殿堂都布置成了展厅。庵门朝东，一直往里走就是陶然亭。进去要另收4元门票，所以……里面几乎一个人也没有。

慈悲庵门，门额为“古刹慈悲禅林”，半开的门里能望见影壁上红色的宣传海报。

慈悲庵内有辽寿昌五年慈智大德师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，金天会九年四月石幢。《日下旧闻考》中便提到这两件古物，至今犹存。两座经幢都用玻璃罩子罩着，反光严重，拍不太清楚。辽经幢字迹多漫漶，金经幢的花纹和四面刻镂佛像还比较清晰。

光绪年间步青云撰《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》，原碑无存，这是近年重刻。

陶然亭，匾额出自白石老人，对联为翁方纲撰，翁同龢手书。

陶然亭一带原本是窑厂，唐朝开始就有开采的痕迹，金元一直沿袭，明清时期规模更大。康熙三十四年，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，在慈悲庵西部构一小亭为游览消闲之地，初名江亭，后来取白乐天“更待菊黄家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”诗句，名为陶然。江藻的族兄江皋作《陶然亭记》，说此亭建成大约十年后，“广延同志，更撤其亭而轩之”，遂成城南胜景。

翻査慎行《敬业堂诗集》，《秋日江亭雅集》诗中有“孤亭窄似维摩室，秋水宽于阿褥池”之句。没细查写作时间，或许那时的陶然亭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亭，不过现在还是如江皋所言，更像一处小轩。面阔三间，绿意扑面，清风满堂。空无一人，虽然外面阳光明媚，但坐在亭中竟泠然有秋意。匾额是当年江藻所书，这张照片不知为什么拍斜了，整座厅堂像在清风柳浪里摇晃起来一样。

北壁是彭八百的四幅《水仙花图》        

南墙石刻，江藻《陶然吟》引并跋，江皋《陶然亭记》，谭嗣同《城南思旧铭》并序，王昶《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》，以及白石老人的《西江月·重上陶然亭望西山》。

院落里还有一块石碑，三个魏碑大字，笔意苍然 。       

首尾分别有款：民国十九年，楚蒲袁俊书。楚蒲是湖北蒲圻县，袁俊字华祥，民国时著名书家，曾辑有《千字文集古》。

出慈悲庵，锦秋墩在对面遥相望。陶然亭曾经地处僻郊，是荒冢累累之地。谭嗣同《城南思旧铭序》中写道：

城中鲜隙地，民间薶葬，举归于此。蓬颗累累，坑谷皆满，至不可容，则叠瘗于上。甚且掘其无主者，委骸草莽，狸猃助虐，穿冢以嬉，髑髅如瓜，转徙道路。加北俗多忌，厝棺中野，雨日蚀漏，谽谺洞开，故城南少人而多鬼。余夜读，闻白杨号风，间杂鬼啸。大恐，往奔两兄，则皆抚慰而嗬煦之……

而名墓亦不少，张次溪的笔记中提到，戏曲家方问溪即葬于附近，白石老人也曾定生圹于此。如今陶然亭公园内只有高君宇石评梅墓尚在——也是浩劫后重新迁回的——而著名的香冢、鹦鹉冢、赛金花墓、醉郭墓，原本都在锦秋墩山坡上，现在则无一幸免。赛金花墓碑仍保存在慈悲庵陈列室，香冢和鹦鹉冢坟墓及碑都已荡然无存。好在北京图书馆还保留着两座石碑的拓片：   

《书剑恩仇录》里那段著名的铭文即出于此：

浩浩愁，茫茫劫。短歌终，明月缺。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。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灭，一缕烟痕无断绝。是耶？非耶？化为蝴蝶。

原碑铭后还有“题香冢碑阴”五个行书小字，以及行书七绝一首：

飘零风雨可怜生，香梦迷离绿满汀，落尽夭桃与秾李，不堪重读瘗花铭。

《天咫偶闻》说鹦鹉冢亦有铭文：

文兮祸所生伏，慧兮祸所生。呜呼！作赋伤正平。

香冢中所葬何人，向来众说纷纭。魏子安《花月痕》中说“春时葬花于此，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”；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说是同治时御史张盛藻（字春陔）为悼念曲妓蒨云所作；震钧《天咫偶闻》则说相传香冢为“张春陔侍御瘗文稿处，婴鹉冢则谏草也”。至于香妃云云，则是后来穿凿附会了。翻笔记时又看到一则掌故，民国时题为海纳川所撰《冷禅室诗话》：

北京陶然亭畔有香冢一，各书多记载之。或谓系某妓埋香处，或谓某君以谏草杂百花瘗之，或以为情人香巾，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昨读吴信辰太史（镇）《松花庵集》，始恍然大悟，不觉狂喜。盖集中有《落花亭集古曲》一篇，即咏其事者也。曲前并有小序云：“临汾徐后山孝廉，以教习留京，瘗其亡姬李窈于陶然亭畔，绕墓将植桃花，旁建一落花亭。予感而赋之。”

不知道他狂喜个什么劲儿，陶然亭多墓，怎么就能能确定徐孝廉亡姬即香冢中人。倒是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十分通透地煞风景：“余谓此必好事者为之，以供游人作小诗料。”重修陶然亭公园时曾经对二冢作过发掘，均空无一物，看来香冢主人终究要成千古之谜。虽然陈家洛做的事不招人待见，这段铭文却总是念念不忘，如伊川先生闻小山词，幽茫空渺，如非世间，鬼语也。

下锦秋墩，经高石墓，过桥沿湖而行，即到窑台。

在周围的碧水平川里，窑台还是有点高度的——窑台之兴远早于陶然亭，现在台顶院落中还有一块唐代窑炼。因为历代都在这里烧窑，把周围挖得“坡陇高下，蒲渚参差”，窑台却越来越高，于是“都人士登眺，往往而集焉”（《日下旧闻考》），“窑台映雪”亦逐渐声名远播。

戴璐《藤阴杂记》中说王渔洋有登黑窑厂四律，《渔洋精华录》未收。其一云：“寒云萧瑟古今哀，携客同登万里台。宫阙苍茫生返照，山川突兀入衔杯。风高九塞悲笳起，木落三关朔雁来。惆怅东篱兄弟在，故园黄菊背人开。”荒凉萧瑟，和老杜的《秋尽》有点似曾相识之感。

试登高而极目,莫不变而回肠。关于陶然亭和窑台的诗，还是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的情绪多一些。钱大昕有首诗比较例外，题为《二月廿七日同慕堂给谏竹君学士伯思户部登陶然亭》：

潇洒闲亭子，登临便不同。

人来春树杪，山落酒杯中。

草细才抽甲，池枯不满弓。

江乡当此日，桃杏已青红。

首联好客套，颔联甚想笑，但读起来有种莫名的悠然感觉。颈联和尾联纯吐槽……一个南方人在北方，各种嫌弃。

徐乾学集中有《陈说岩太宰招同竹垞、西溟黑窑厂最高处燕集》：“张幄以御风，重毡覆青油。芳茵藉促坐，曲几罗庶羞。”几个名字都无比亲切啊……张幄，重毡，这是去野餐的样子。想必那时候，还没陶然亭呢。

下了窑台，基本上是类似儿童游乐场的所在。一路直行出北门，扎进胡同。

PS：

陶然亭附近古刹，以龙泉、龙树最为出名。二寺相距极近，龙泉前面说过了，龙树寺大概在龙泉胡同南边尽头。张之洞曾在寺北筑屋七间，即现在划归陶然亭公园内的抱冰堂，而昔年大寺的其他部分，大概都湮没在城市中。

太炎先生被软禁龙泉寺，留下轶事甚多。张大春曾记一段子：

章太炎被囚龙泉寺，拟绝食而死。项城问：谁能止之？王揖唐自请任之。至寺谓章曰：闻先生将死，有诸？曰：然。揖唐曰：袁氏之奸，等於阿瞒；先生之名，过于正平（弥衡）。其所以不敢杀先生，不愿千秋后蒙杀士之名。先生自饿死，项城既无杀士名，又除心腹患。先生为项城谋何密？而自谋何疏？太炎遂食。

未知出处何在。马叙伦《石屋余沈》中提亦及太炎先生绝食事： 

其在龙泉寺绝食，余与黄晦闻各致书李仲轩，请其为言于世凯，释太炎之锢，仲轩不敢言也。……余晨八时抵其寓，太炎卧重衾中，唯吸水及纸烟。时方隆冬，所寓屋高且大，不置火，以太炎谓世凯有阴谋，或以煤毒致其死也。余自朝迄更起，被大衣不敢卸，不得食，规以义，劝以情，初则百方不能动之。其拒余也，则引《吕览·养生》之言“迫生不若死”。经余委宛譬谕，旁晚乃涉理学家言，少得间矣。及更起，余见其情可食矣，乃谓之曰：“余来一日矣，未有食也，今欲食，先生陪我，可乎？”太炎始诺。余乃自令其司庖者煮鸡卵两碗来。庖者以进，余即以一碗进太炎，而余不食，知其饿，可再进也，果然。及其食毕，乃辞出。其司庖与司门者，皆肃立以谢余。

《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》中也写了个桥段，说章太炎被禁龙泉寺的第二天，袁家二公子袁克文亲自抱着锦缎面的被褥送过来，不敢进门，先在窗外偷窥。先生觉得窗缝有人偷看，掀开帷帐一看是袁二公子。遂进屋点着香烟，把被褥烫得到处是窟窿，然后扔出门外：“拿走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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